“设立长江新闻奖实际上就是树立一个目标，树立一面旗帜，对每一位新闻工作者有所激励，有所鼓舞。在美国，有普利策新闻奖的评选，在我们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新闻奖，长江新闻奖、韬奋新闻奖和中国新闻奖等就是起到了这样一种重要的作用。”

 　　8月31日（周四）上午10：00－11：30，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 范东升做客“传媒沙龙”与网友在线交流，主题为“在旅途——范长江新闻奖背后的故事”。

父亲范长江与新闻奖
 
　　[网友]:老师您眼中的父亲是什么样子的形象？他对于您有什么影响？

　　[范东升]:应该说我的父亲为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坦率的讲，实际上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并没有具体的来教我怎么样去具体来要求我今后也做新闻工作，也没有教给我怎样去做记者等。但是，他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不断地教育我们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这样一种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觉得这样一种精神也就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所应该具备的一个基本精神。 在我自己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之后，我觉得我时时刻刻的都提醒自己要向我的父亲当年那样完成好自己的这一份使命。

　　[网友]:范嘉宾，您觉得范长江对中国新闻界的意义在哪里？对今天的中国新闻又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范东升]: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我觉得我父亲他当年投身于新闻工作，是怀着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是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的。他把新闻工作看做是对于国家、民族的命运承担那种责任。我觉得，他这样一种职业精神在我们今天也是应该继承的。

　　[网友]:范老师您作为理事，是如何看待长江新闻奖在新闻界的意义？

　　[范东升]:我觉得设立这样一个新闻奖实际上就是树立一个目标，树立一面旗帜，对每一位新闻工作者有所激励，有所鼓舞。在美国，有普利策新闻奖的评选，在我们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新闻奖，那么，长江新闻奖和韬奋新闻奖和中国新闻奖等就是起到了这样一种重要的作用。

媒体公信力是一个媒体生命力的基础

　　[网友]:范院长，你如何评价现在的媒体影响力与您父亲当年成名时媒体的影响力？

　　[范东升]:在不同的社会新闻媒体的影响力是不同的。很难简单的加以比较。但是我觉得，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新闻媒体的影响力是过去的时代所不能相比的。这主要是从发展的规模、技术的水平，以及对社会各个层面所影响的深度。在当时30年代，一份报刊发行几万份，十万份，就非常了不起了。而现在我们的传媒的实力和影响力相比过后肯定是大得多。但是，如果从一些其他的角度来进行比较，就不能得出这样简单的结论了，比如说，关于媒体的公信力，我觉得在当时我父亲所工作的《大公报》在社会当中的公信力是相当高的。社会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读者都很重视这一份报纸。但比如说在文革时期，我们的一些报刊曾经他们的公信力跌到历史的最低点。我觉得，一种媒体公信力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标准，也是一个媒体生命力的基础。而在这方面，我们的新闻界还应该继续做出更多的努力来提高自身的公信力。

　　[网友]:对网络媒体要树立起公信力有何建议？

　　[范东升]:和传统的媒体相比较，网络媒体在公信力方面是受到挑战的，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传统媒体的从业人员往往受到比较严格职业训练，有比较严密的运作规则和程序，而网络媒体的运作则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一些旧的格局，创造了一些新的传播方式。但是在信息公信力方面则有明显的缺陷，例如海外博客的运作方式是由所谓“公民记者”来操作的。而所谓“公民记者”就是每一个普通的网民，显然不是每一位网民都有新闻方面的职业训练的。所以，网络媒体要树立自己的公信力，我认为也需要逐步的建立符合法律的运作规则和程序，参与的每一位网民也需要通过参与的过程逐步的提高自身的素质，加强社会责任意识。

记者，甘愿付出生命的报道者 

　　[网友]:怎么看待记者的生命和职责的关系？难道记者为了报道新闻，连自己的生命都不要了吗？接到危险的任务怎么办？

　　[范东升]:事实上，忠于自己职责的记者，甚至于甘冒牺牲个人生命的危险承担报道任务，例如，在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很多战地记者就是这样的。在我们的抗日战争时期，也有很多年轻的战地记者牺牲在战场上，我相信他们是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甚至主动去承担（“危险”采访）任务。这样的事并不罕见。例如，我父亲当年去西北地区采访时，那里是国共两党之间残酷的战场…实际上，他在采访现场是把个人的利益，甚至生命置之度外的。

　　[网友]:请问范老师，乱世出英雄对么？

　　[范东升]: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得很有意思。我想这位网友大概是指的是在一个比较动荡的时代更容易产生杰出的记者。这个话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在社会走向富裕和民主化的时代，同样是可以产生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中国的改革是渐进性的，但是，从宏观上看，整个社会是处在迅速的改革变化当中，“变化”就是新闻，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新闻工作者是大有用武之地。

　　[网友]:请问范老师您有没有想过有一个更好的机制来保护记者？

　　[范东升]:我觉得最好的机制就是遵循法律的机制，在国外工作多年，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只有法律能够保护社会的利益和新闻的自由，我觉得现在中国提出依法治国的发展方向是非常正确的。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记者的工作权益是很难得到切实的保护。

　　[网友]:如何看最近发生的记者被告案？

　　[范东升]:我觉得富士康的案件反映出有关的企业人员缺乏对媒体监督作用的一个基本的认识。事实上，任何社会机构和企业都必然会面对正确处理与媒体关系的问题，媒体在现代社会当中，媒体像是人体的血脉和神经一样，是不可缺少的，实行舆论的监督是媒体的天职。当一个机构和企业对媒体的报道产生争议的时候，首先应该认识到媒体的舆论监督是代表全社会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来实行的。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都是这样。因此，不能以消极和敌视的态度来面对媒体。富士康公司状告记者甚至于要求查封记者财产，这是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的。

　　[网友]:范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列举一下不同时代记者的特点？

　　[范东升]: 新闻事业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因此每一个时代、不同的社会，新闻工作都会具有不同的特点。在社会主义时代，新闻工作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因此，新闻记者需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需要有党性的原则，但同时也需要高度的为人民利益负责的精神。如何将党性和人民性完美的结合起来，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新闻工作者一个重大的课题。

教育是提高新闻界的职业水准的重要一环 

　    [网友]:范老师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去做教育了?您怎么看待这种学界和业界的关系？

　　[范东升]:我觉得要提高新闻界的职业的水准，新闻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从国外来看，也是有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的，例如美国，美国的新闻教育也是在新闻事业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由新闻界提出来的。例如我们国家新闻从业人员当中以及与新闻工作有关的一些职业人员，他们对新闻工作一些基本的理论、技能往往缺乏专门的培养和训练，这样就很难在实际工作中达到更高的专业水平。我自己是在经过十余年的新闻实际工作之后，也觉得和很多的实际经验需要加以总结，也愿意把我自己的一些体会向新闻学院的同学们共同的分享。我觉得这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

　　如果我没有新闻工作的实践经验，我大概也是很难做好新闻教育工作的。新闻学界和新闻业界互相之间应该有更好的结合。新闻学教育不能够和新闻工作的实际相脱离，我也希望有更多有实践经验的新闻工作者能够参与新闻教育工作。

　　[网友]:范老师您的角度上讲，中国的新闻教育面临最大问题是什么？

　　[范东升]: 这个问题比较大，我很难以我个人来回答。但是，从汕头大学长江新闻学院自身来讲，我们是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入手的：第一方面是国际化；我觉得我们的新闻教育应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我们的新闻理论应该是和世界新闻界所共同遵循的一些基本理念、基本原则相接轨的。汕头大学新闻学院在国际化方面做出很多努力，例如我们聘请了来自美国、香港以及其他地区的师资人员来承担教学任务。在课程方面，也努力做到与国际的接轨。例如我们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达成合作协议，共同建立多媒体融合实验室，在下一个学期，即将开设这方面的课程。这在国内新闻教育界也是领先的。另外我觉得，新闻教育必须紧密的与新闻实际工作相结合，从我们的师资队伍来看，我们一半以上的教员都具有长期的新闻工作经验，因为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只有充分的新闻工作实践工作经验，才能够更好的帮助同学，掌握新闻工作的理论和技能。

　　[网友]:范院长，您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能透露一下吗？

　　[范东升]:我们现在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做教学和科研工作，除了承担给本科生的教学任务以外，我还有一些兴趣进行一些研究工作，目前我比较注重的是新媒体的发展以及有关海外华文媒体的研究。

　　[范东升]:各位网友，非常感谢大家向我提出一些很有兴趣的问题，由